刘彤华

女，1929年11月13日出生，江苏无锡人。195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1953年9月-1956年12月第六及第七军医大学病理系助教，1957-1969年北京中国协和医学院病理系助教、医科院实病理系助教及助理研究员，1969年至今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正研究员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1978-1985年任协和医院病理科副主任；1985-1995年任协和医院病理科主任。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教授，正研究员。兼任国际病理学会中国地区分会司库，中华病理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

刘彤华从事病理诊断已50余年，有极丰富的经验和很高的造诣，诊断正确率高，深得院内外临床医 师的信任。研究方面长期从事胰腺癌及内分泌肿瘤的研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近十年来一直研究胰腺癌的实验性基因治疗。用基因转移技术将反义癌基因或野生型抑癌基因或自杀基因导入人胰腺癌细胞系，均获得了癌细胞生长抑制，致瘤性消失的效果。又用 Survivin作靶基因合成DNAzyme，以及针对K-ras第12密码子突变模式的不同，设计siRNA，二者均证实能有效地拟制癌细胞的生长。目 前，正在进行胰腺癌和内分泌肿瘤特别是嗜铬细胞瘤的遗传学研究。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8年7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9岁。

附：《中华病理学杂志》2005年8月第34卷第8期

国内诊断病理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刘彤华

一、国内诊断病理发展的机遇

我国病理学的发展虽已近百年，但解放前的40余年发展十分缓慢。从事病理专业人员少，只有几所医学院校开展尸检、活检和部分科研工作^[1]。解放后大量医学院校和医院的建立使病理学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国家开展一、二、三级医院评定以来，不仅省市级医院设有病理科，基层的区、县级医院也设有病理科。由此诊断病理成为病理学的重要和最主要的内容，医院病理科亦成为许多大医院诊治患者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交流逐年增多，并渐趋频繁，学术信息传播途径畅通，医学各领域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医院各临床科室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诊断病理的任务，目前一些省市级大医院病理科的外检标本加细胞学标本，每日工作量可达200～300例，甚至更多。工作增加的同时许多大医院对病理科的设备也有所更新，如制片室由手工作坊式的操作，更新成半自动化或自动化设备，诊断病理医生最重要的工具显微镜也已由单筒显微镜更新成双筒高级生物用显微镜，有些单位甚至已备有自动控制的显微镜。电脑网络系统的建立，不仅能储存日常病理诊断(活检及细胞学)资料，还能打印每日所需的彩色或黑白的图文报告。有些单位还购置有互动的远程会诊显微镜。

由于频繁的学术交流及信息通路的通畅，国内病理界的诊断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能紧跟国际诊断病理的发展，如及时引进WHO肿瘤新分类的系列丛书及各种最新版本的病理参考书，使病理医生对疾病和病变的新种类和新分类能及时掌握并应用于日常工作中;新技术如免疫组织化学已基本普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诊断病理中的应用虽不如免疫组织化学普遍，但从《中华病理学杂志》近10年有关人体病理和诊断病理的文章来看，单纯的病理形态分析已很少，多数都加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而应用分子生物学甚至分子遗传学技术的文章亦日益增多。初步统计形态加免疫组织化学的文章与形态加免疫组织化学和(或)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文章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7∶1降至2004年的2∶1。当然在日常病理诊断中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还需大力开展。近年来国外热门的分子遗传学技术在我国尚仅在个别大单位开展。国外经验证明分子遗传学技术在某些癌的治疗和判断预后上有很大的优势，如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或其他技术检测有Her2基因扩增的乳腺癌患者，用Herceptin/Trastuzumab治疗有明显的疗效^[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c2erbB21)基因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用Iressa治疗有较好的疗效;Her2和EGFR基因同时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预后差等。

提高日常病理工作的诊断水平是各级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病理医生的迫切愿望，为此10多年来《中华病理学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每年举办1次诊断病理的研讨会^[3-14]，旨在提高病理诊断水平。每次除诊断病理外各有1个重点，还有很多实验病理和人体病理的研究论文宣读。每次研讨会最受欢迎的是疑难病理讨论，与会者踊跃，几乎座无虚席且讨论热烈。此外全国各地都召开经常性或年度性疑难病理讨论会和各种专题研讨会，这些对普遍提高国内病理诊断水平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病理诊断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不大。在众多机遇中我们还没有抓住或没有抓好的是病理切片的质量和免疫组织化学的质量控制及判断问题。一张质量上乘的HE切片是病理医生得出正确诊断的关键。许多所谓“疑难病理案例”大多是由于制片质量差，这种切片到各地去会诊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切片到10家去会诊可能会得10个或更多的病理诊断。制片质量差不仅中小医院病理科常发生，有些大医院病理科也会出现。所以除提高病理医生的诊断水平外，培训病理技术人员，召开技术方面的研讨会也是当务之急。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虽然已在国内普遍开展，但是免疫组织化学的质量控制远远未达到要求，不仅不同实验室做出的结果不同，同一实验室在不同时间重复同一抗体染色亦会得出不同结果;加上诊断医生不认识不同抗体免疫反应阳性的微解剖学部位(microanatomy)即位于胞质、胞核还是胞质、胞核同时阳性，所以免疫组织化学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很普遍。此外免疫组织化学作为一种辅助诊断技术，应根据HE切片所提供的信息选择相关的抗体以诊断和鉴别诊断。如滥用免疫组织化学不仅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而且是经济和时间上很大的浪费。如最近遇到1例真菌感染引起的肉芽肿和1例无反应性结核的会诊病例，病变组织内既无淋巴组织又无淋巴瘤，而原单位却检测了许多淋巴造血系统的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并不是抗体的种类用得越多越好，如果没有针对性应用，有些本来不是诊断和鉴别诊断必要的抗体，一旦出现假阳性则反而会使诊断陷入困境。深入研究免疫组织化学原理和技术，熟悉各种抗体的真阳性反应部位，产生假阳性、假阴性的原因及正确使用和选择免疫组织化学抗体，才能使免疫组织化学在病理诊断中起最大的辅助作用。

二、机遇很多，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少

1.在国外，医院病理科不属于高风险科室。但在目前国内的现状，病理科是高风险科室，特别是日常大量冷冻切片和制片质量差的情况下，误诊和漏诊在所难免。医疗纠纷是当前阻碍国内病理诊断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到目前为止患者和其家属将病理医生告上法庭的案例还不多，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曾经有过的病理医疗纠纷足以使病理医生在下诊断时胆战心惊，唯恐出现差错。许多病理医生以往都能明确诊断的病变也不敢下结论，而是用“模棱两可”或大段描述性诊断。这样不仅使病理医生失去了认识和探究病变真相的机会，也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医学前辈们(临床和病理专家)都是在教训中总结和积累经验，在探索中获得真理。如果病理医生总是“似是而非”地作诊断，那么最终他或她会真正地成为不知“是”还是“非”的诊断病理医生。但是就现状来说这种怕“上法庭”的恐惧心理在没有合理的制度保障下也是无法克服的。

2.我国大陆医院病理科不仅经济效益低，在医院的地位亦低。文化大革命前病理科与国际上一样是与临床各大科室同等重要的、同等地位的独立科室。文化大革命后病理科沦为“辅助”或“医技”科室!病理医生与临床医生应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是临床医生的咨询者，但是现实是有些临床医生对待病理医生以“上下级关系”甚至“主仆关系”自居，可以在活检还没有取出送病理检查前就命令病理医生做这种或那种检查，如做抗酸染色和做淋巴瘤的各种标记物染色等等，但是事实上该活检切片中既无结核病变亦无可疑的淋巴瘤病变;更有甚者，有些医院的领导或临床科室主任要求病理科给临床医生“开单费”即临床医生每开一张病理检查单，病理科要给该医生“回扣”!病理医生作诊断是为临床医生诊治患者提供依据，如果该临床医生不需病理诊断作为诊治患者的依据，那么他或她完全可以不送病理检查，何必浪费患者的钱又要“回扣”呢!这种国际医学界闻所未闻的怪事不仅在国内中小医院有，部分大医院也不例外。由此看出国内病理科在医院的地位之低下，医院管理之混乱，实在可悲。

3.由李甘地教授主笔整理的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所作“国内十三省市629家二、三级医院病理科现状的调查报告”^[15]中可见:绝大多数二级医院外检量不足，细胞学检查量太少，又不具备开展免疫组织化学的条件;设备及用房等硬件条件不足，人员构成不合理，因此诊断质量不高是必然的结果，在当前种种压力下面临生存问题。这些二级医院病理医生技术人员不仅收入低，他们的晋升更困难。国家评定医院级别使许多基层医院都设有病理科，从普及诊断病理来说是件好事，但他们的处境如此困难，其前途和出路何在?

4.70年代以后国内尸检率显著下降，目前除个别大医院外，多数医学院校尸检率都已降到很低水平，病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尸检开始的。18～19世纪Morgagni和Rokitansdy以大量的尸检材料阐明了疾病全身器官的种种病变并与临床表现相联系。尸检不仅可以证实或纠正临床诊断，更是发现新病变的重要手段。尸检率的下降究其原因是死者家属、临床医生和病理医生都厌恶尸检。家属是不愿看到死者被人切开检查，临床医生怕一旦尸检结果与临床诊断不符会引火烧身(家属要打官司)，而病理医生则怕在操作过程中家属使用暴力以及万一有医疗纠纷会有处理不完的麻烦。欧美各国目前也面临尸检率下降的问题。许多学者想了许多办法替代传统完整的尸检，提出采用“有限”尸检如用针吸取尸体各器官组织、腹腔或胸腔镜尸检、血管造影下尸检、MRI下尸检等^[16]，亦有提出超声尸检^[17]，即在超声下对不同器官应用不同穿刺针取得组织。所有以上种种所谓有限尸检，均与传统尸检不能比，不仅许多病变不能检出，经常是对死亡原因亦不能作出正确诊断。何况这些“有限”检查既费时又费钱，不符合我国国情。

在庆祝《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我们祝愿她越办越好，今后在诊断病理水平及制片质量的提高上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和开展方面起更大的作用。至于诊断病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但也可能等来的是更多的“无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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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华病理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第三届全国诊断病理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华病理学杂志，2002，31:1042106.
12 中华病理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全国病理组织的分子诊断应用研讨会暨第四届病理学分会技术研讨会纪要.中华病理学杂志，2003，3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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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Farina J，Millana C，Fdez-Acenero MJ，et al. Ultrasonographic autopsy(echopsy): a new autopsy technique. VirchowsArch，2002，440:6352639

update:2018/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