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忠弼

转自《中华病理学杂志》2006年2月第35卷第2期

常言道人生苦短，转眼白头。抚今思昔，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已匆匆87易寒暑，国内外历经沧桑，在病理学这块园地里摸爬滚打了整整60春秋。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却总有一些旧忆挥之不去。值兹垂暮之年，愿略抒感怀，以就教于同道诸公。

我1945年毕业于原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曾先后师从谷镜汧教授和吴在东教授学习病理学，过从甚密。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差，除了一台称作美军剩余物资的Spancer切片机外，可谓一无所有。没有恒温箱，我们便自行设计做了个双层木箱，在夹层间填充木屑用以隔热，箱内以隔板分作上下二层，分别悬一不同瓦数的灯泡，以获取不同温度，用作石蜡包埋，倒也得心应手。那时没有技术员，我便自告奋勇包揽一切，从收取活检标本(包括在手术现场观察取材)，、制作切片、在教授指导下观察、作诊断、书写报告，直到将诊断报告分送各相关科室和作必要的说明，均由我一手包办。如此等等，看来繁琐，但实践出真知，如今回首往事，深感诸如此类的种种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却大有裨益。

作为一名教师，授课传业是第一要务。多年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灌注式或俗称“填鸭式”的教学贻害无穷，而以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自学、独立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启发式教学，才是大学应有的教学风尚和体现党的人才战略。显然，这样做要比无需动脑的照本宣科麻烦得多，但所收到的效果却是截然不同的。这使我不禁想起在40多年前的一次胰腺炎讲课中，我离开了课本，也未言明要讲的课题，而是首先有意识地介绍了3个急性胰腺炎患者共同的独特发病经过和临床表现，以引导同学思考，让他们各抒己见。最后才说明3名患者的手术或尸检所见，并明确诊断为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未曾想到的是，当40年后的今天遇见我校当年毕业生时，竟有几位同学分别向我谈起当年听课的情况，称印象深刻，至今难忘，怎不令人深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我们有了诸如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使教学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但如不开动脑筋，联系实际，致力于从启发式入手，积极培养医学生的独立自学、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而依旧一味灌注，则其为害可能更甚。作为病理学工作者，还有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即为疾病的诊断服务。我们的病理学前辈早就为我国的病理尸检和活检打下了基础。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尸检工作受到了限制，使大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患者遗体徒然化为灰烬。所幸作为疾病诊断无可取代的病理活检，多年来得到了推广与普及，病理工作者的队伍也愈益壮大，使病理活检业已普及到基层医疗单位。目前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病理诊断的水平。这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组织切片制作的技术水平，这是保证正确诊断的前提，另一方面则要提高病理医生的专业素养和不断丰富诊断经验。病理学诊断虽具有任何其他诊断方法所不可取代的直观性优势，但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还记得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还缺乏诸如免疫组织化学与电镜技术等新的方法技术)，我们曾遇到1个难以确诊的病例，于是便将切片寄往全国10所高校请求会诊。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却收到了12个不同的回馈诊断意见，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充分反映了病理诊断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在必要时采用新方法、新技术，以鉴定病变组织的性质，就显得十分重要。另一实例是，我们曾在诊断1例胃癌快速切片时，发现切片中的淋巴管内有一团明确无误的癌细胞，使我们想到淋巴道转移的可能性。但经过反复观察发现此团癌细胞却与患者原发癌的细胞结构迥异，于是便否定了转移的可能性，从而使患者免于受扩大手术范围的损害。事后检查发现，此团癌细胞乃因切片刀口上带有另1例患者的癌细胞，以致在切片时带入本例淋巴管所致。后来也有发现类似情况。由此可见，切片刀口的清洗，也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重要性。

病理学本身的“天性”决定了与临床医学的密切关系，因而，病理学工作者必须保持与临床医生的经常联系，这不仅对于病理医生的素质修养和保证诊断的正确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发展病理学的必由之路。仅就病理活检而论，手术取材的准确与否是能否作出准确诊断的关键，因而，特别是在作快速活检时，病理医生最好能亲临手术现场，观察和指引取材的部位，大有利于及时作出确切的诊断。此外，经常结合活检病例，与临床医生开展临床病理讨论，对双方都大有裨益。这在许多发达国家已成为制度。而且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医院尤其是高等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初毕业的临床医生需有一段时间到病理科室进修学习;反之，新到职的病理医生也需到主要临床科室轮转学习，以直接体验和熟悉临床工作的情况。这对于加强病理与临床的联系很有帮助，值得我们参考。

科研工作也是病理学工作者的当然任务。全国解放以来，国人的疾病防治与健康水平空前提高，一些长期困扰我国城乡居民的地方病和流行病也已基本得到控制，国民预期寿命倍增，令世人瞩目。然而就在研究目标逐渐转向世界性的恶性肿瘤与心脑血管病时，我们却不应忽视我国疾病谱的特色，例如不能不看到我国早在2000余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开始流行，并且曾在我国广大南方农村地区造成“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悲惨局面的血吸虫病，至今仍未彻底消灭。虽然现在已有较好的药物制剂可以予以治疗，但却不能不看到广大农民通过水田劳动遭受反复感染的特点。因此，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研究个体预防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作为病理工作者，我们应从发病机制上寻找预防的方法。例如，我们从观察患者肝内虫卵结节的连续切片中发现，不少虫卵结节内实际上仅含有一个单一的虫卵，而其所引发的组织坏死却相当广泛，从而想到变态反应性发病机制的可能性。经过反复的动物实验后，在世界上我们首先得出了这一结论，并成为进一步研究开发预防疫苗的理论基础。

我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化和科学技术积淀的古国，这不仅见诸史册，而且在我们对多年前出土的战国及西汉年代古尸的古病理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例如关于我国的血吸虫病，实际上早在2000余年前即已开始在我国流行，1300余年前隋代巢元方的名著《诸病源候录》中对其感染途径与临床表现等已有明细的记载，不能不令人叹服。由此可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祖国的医学遗产，应也是我们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

通过科研工作培养研究生是为发展壮大我国科研队伍的重要举措，多年来成就斐然，值得欣慰。我认为对研究生更应强调独立自学，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这是保证研究生素质的必要前提。但却发现有些研究生偏爱在课题研究中尽量多列不同的、然而却并非必要的观测指标，似乎借此可表明其研究工作的全面性。但是，他们并未亲历亲为地进行相应的实验，而往往是通过付费送检的办法，从有关科室获取检测数据，为我所用。这样的做法对于培养研究生而言殊非良策。我们历来主张，研究生必须亲自动手完成一切实验操作，从而取得结果，不允假手他人。注重实际，实事求是是科技工作者必备的素养，哗众取宠的做法应予彻底取缔。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细胞病理学为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功垂千秋，历来被世界医学界奉为金科玉律。但是，由于当年受光学显微镜分辨率的限制，经典的细胞病理学实际上反映了组织病理学的水平。为了发展作为现代医学和病理学基础的经典细胞病理学，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引进了电镜技术，开始了在我国建立超微病理学的努力，经过多年来各地病理学界的积极努力，如今也已逐渐成型，并作为一项专门知识与技术，与组织化学、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细胞化学等一起成为了病理学研究与诊断的重要手段。

虽然我国病理学在广大同道的积极努力奋斗下，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庆幸。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差距。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病理学，以及提高为患者服务的本领，我们病理工作者坚持不懈地继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义不容辞。